这些侦察和判断敌情的方法包括几大类型一是通过对敌人言论行为的

这些侦察和判断敌情的方法，包括几大类型，一是通过对敌人言论行为的观察来判断敌人的作战企图，比如“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等等。用聪明的大脑，过滤蛛丝马迹，拨开层层迷雾，看清事情的本相，料定敌人要干什么，然后预作防范，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二是通过对鸟兽草木和尘埃土灰的观察，来判断敌人的行动意向，比如“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等等。敌人想有所动作，总会在不经意中透露一二，这时便可以从种种自然物候现象中分析其动态，未雨绸缪。三是通过对敌人举止动态、活动状况的观察，来判断敌人的虚实，看他休整是否充分，士气是否高涨，补给是否跟上，如“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等等。就这样，寻找敌人的弱点，把握有利战机，打蛇打七寸，一举置敌于死地。

这些“相敌”之法在战争史上曾多次得到印证。如公元前615年，秦国起兵攻打晋国，晋国委派中军主帅赵盾统率晋军主力抗击来犯的秦军。针对秦军远离后方、越境征战、难以持久的特点，晋军统帅部采取了“深垒固军”、待敌撤退而击之的方针，磨得秦军没脾气。无奈之下，秦军主帅做出了撤退的决定。为了掩饰这一意图，免得晋军趁火打劫、乱中取胜，秦军主帅派遣使者前往晋军大营预约双方第二天进行决战。这位使者在晋军诸多将领面前气焰嚣张，态度强硬，一副鱼死网破的劲头。然而，晋军一位副将从中察觉到其色厉内荏的实质，判断秦军已黔驴技穷，行将撤退，于是向赵盾提出建议：截断敌人的退路，一举加以歼灭。遗憾的是，赵盾瞻前顾后，没能采纳这个建议，秦国军队得以趁夜安全撤退，摆脱了被动危险的局面。这就是所谓“辞强而进驱者，退也”的典型例证。

公元621年爆发的虎牢之战也是一个例证。当时，窦建德的部队有十余万人，声势浩大。可他们沿着汜水东岸布阵列势，折腾整整一上午后，士兵饿着肚子，渴着嗓子，秩序混乱起来。细心的李世民观察到这些迹象后，派遣宇文士及率领三百名骑兵前去掠阵，试探敌人。他告诫宇文士及，倘若窦军进退有节，严整不动，就马上领兵返回本阵；如果对方阵势混乱松动，就引兵继续攻击，以扩大战果。结果窦军在这番冲击下，整个阵势迅速瓦解。李世民当即下达总攻命令，全军杀向窦建德军大营。窦军人仰马翻，溃不成军，虎牢之战以唐军大获全胜而告结束。唐军之所以取胜，重要原因是李世民善于“相敌”。这从实战的角度验证了孙子“相敌”原则的正确性：“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军扰者，将不重也”。

当然，在今天看来，孙子的“相敌”之法绝大部分早已过时，甚至流于直观和感性，根本不适用于现代高科技战争。有了侦察卫星，有了全球定位仪，有了先进的通讯监视手段，自然不必去看烟尘是什么样子，鸟儿与野兽在哪里出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相敌”之法具有其特殊意义，反映了孙子本人对作战规律的孜孜探求。同时，我们也该看到，孙子的“相敌”之法虽然直观粗浅，却包含着哲理价值。这就是，任何事物都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高明之人总能透过表象，去发现事物的本质属性，从而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洞察先机，建功立业。这种朴素辨证的思想方法永远不会过时。

（三）孙子的精兵强军思想。

春秋战国之际，战争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杀伤力越来越强。在这种形势之下，各诸侯国都迫切需要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扩军备战之潮一波高过一波。楚国在城濮之战时兵力当在千乘左右，可到春秋末年已是具有近万乘兵力的超级大国了。这种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军队规模，是当时军事形势演变的特点之一。

孙子比一般人高明，他当时就主张军队发展走精兵建设之路：“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这既是对争取战争胜利基本条件的论列，也是对军队建设根本原则的揭示。“兵非益多”堪称军队建设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众所周知，没有质量的军队人数再多，也无法发挥战斗力。海湾战争前夕，伊拉克号称拥有百万之众，可是其整体素质低下，加上武器装备落后，战法单调陈旧，短时间内便一溃千里。建设军队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既注重保持一定的规模，又注重提高质量，并把重点放在后者。如果军队数量过于庞大，就会给国家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不利于有效地进行教育训练，不利于改良武器装备（大量的人头费占用了军事技术所需投入的经费），也有碍于提高指挥的效能。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军队人数最多，可它与晋国、秦国交锋，老是处于下风。北宋时期大量冗兵冗将的存在，导致整支军队战斗力的严重削弱，北宋军队在和西夏、辽、金军队作战时吃尽败仗，都是明显的例证。由此可知，孙子的精兵理论的确击中了军队建设的关键，具有重大的军事学术价值，所以为后世兵家所普遍重视。战国时期，吴起主张“简募良材”，孙膑提倡“兵之胜，在于篡卒”，《尉缭子》鼓吹裁军强兵，这都是对孙子“精兵”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孙子的“兵非益多”思想，同时也是精兵决胜、多谋制敌作战指导原则的具体体现。孙子认为用兵打仗绝非是简单的兵力投入和使用，不像“一加一等于二”那么单纯，所以不能以兵力的多少来衡量和展望战争胜负的前景，关键要看作战指挥是不是高明卓越。

（四）“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原则。

作为执行武装斗争任务的特殊团体，要想确保军队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关键之一就是要搞好内部治理，即所谓“以治为胜”。要想治理好军队，使它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用得顺手，就必须有正确的指导原则，再配之以具体的方法和手段（比如严格军纪、信赏必罚、强化训练等等）。孙子对这个问题也有独到的看法，曾就如何治军经武提出过许多精辟的原则。其中的根本精神，就是刚柔相济，恩威并施：“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也就是说，文武两手都要硬，双管齐下，互补协调，共同作用于治理军队的实践。

所谓的“文”，指的是精神教育、物质奖励，是“胡萝卜”；所谓的“武”，是军纪军法、重刑严罚，是“大棒”。孙子指出，在军队管理上，如果一味讲求军纪军法，动不动砍人脑袋，必然导致将士思想不统一，精神不振，离心离德，极大地影响部队战斗力：“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但是，如果不严肃军纪军法，行“姑息之政”，也势必会导致将士斗志涣散，各行其是，整支军队如同一盘散沙：“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这同样不利于军队的行动，同样是军队建设上的灾难。所以，在孙子看来，只有做到教罚并用，宽严结合，方可“与众相得”，才能有效地控御全军，驱使广大官兵在沙场上视死如归，英勇杀敌，从而赢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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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A·H·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71页。

参见《左传·文公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