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 东施之效捧心：典出《庄子·天运》：“西子病心而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走。彼知美，而不知之所以美。”

苏轼的词旷达高远，辛弃疾的词豪放不群。但如果缺乏苏、辛二人那样的博大胸襟而效法他们的词，就好像古代东施没有心脏病却要模仿美艳的西施弯着腰，西施弯腰是因为心脏隐痛而没有办法，东施却属于机械效法西施的弯腰动作而无病呻吟了。

【评析】

此则在手稿中原居第一一五则。手稿原文结尾是：“白石之旷在文字，而不在胸襟。”后删除并易为初刊本文字。删除的原因除了关于东坡之旷与白石之旷的比较在手稿下一则有专门评析之外，也与本则原言东坡与稼轩词风差异，忽加上“白石之旷”，从文本上来说只是呼应了“东坡之词旷”，而忽略了“稼轩之词豪”，显然文笔枝蔓了。

此则犹是承前一则而来。按照前后语境，重点似落在辛弃疾身上，大约是苏轼、辛弃疾风格相近，所以并为论述。而并论苏、辛二人，也与“近人”词风有关。盖近人学辛弃疾词，多侧重在粗犷、滑稽方面，而对于辛词中的性情、境界、气象，则不遑师法。所以这一则提出“胸襟”以作师法辛弃疾的门径。其实师法辛弃疾，仍可汇流到师法北宋的大方向中来。

所谓“胸襟”，是指人的性格、气质、精神和学养凝合成的一种人格境界。胸襟高远，才能脱略凡俗，超越凡境，而成就自身的卓越。王国维在《文学小言》第四则评论屈原、陶潜、杜甫、苏轼四人以其“文学之天才”与“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成就“高尚伟大之文学”。此所谓“高尚伟大之人格”即近乎此“胸襟”之意。在王国维看来，苏轼与辛弃疾都属于胸襟高远之人，其人既非常人可以效法，其词也非常人可以模仿。若勉强效法模仿，不过如东施效法西施“捧心”之状，不仅没有西施的美，反而彰显出自己的丑来。因为西施的“胸襟”在“病心”，因病心而捧心，故不失自然；东施既然没有病心之事，则在形式上“捧心”，就不免贻人以笑柄了。王国维所举此例不一定十分契合其语境，但其意义指向的方式是相近的。

词学史上往往将苏轼与辛弃疾并列为豪放词派的代表，这当然是着眼两人词风之所同，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苏轼与辛弃疾二人生活年代既然不同，个人经历和性格内涵也有差异。表现在词风上，就是两人虽然都写了不少超越传统婉约风格的词，但各自在超越后的风格趋向仍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认为苏轼心地磊落，而且有一种源于天性的忠爱，所以他的词在超旷的风格中表达出平和之意；辛弃疾气概阔大，但没有实施抱负的机会，所以他的词在豪雄的风格中包含着悲郁之意。陈廷焯的这一分析，堪称精辟，王国维此论也可能是受到陈廷焯的影响了。

四五

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

] 伯夷：始姓墨胎氏，名允，字公信，谥号伯夷。商代末年孤竹君之子，被孟子誉为“圣之清者”。

] 柳下惠：即展获（前720—前621），字子禽，春秋时期鲁国人。“柳下”是他的食邑，“惠”则是他的谥号，故称“柳下惠”。被孟子誉为“圣之和者”。

读苏轼、辛弃疾的词，应该好好体会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宽宏的气度和高雅的情致，正有伯夷、柳下惠那样的高逸的风韵和脱俗的情怀。姜夔虽然看上去也清高孤傲，但其长期幕僚的身份使得他不免处处受到制约，他的情怀其实是被世俗压制住的，其中该有多少的无奈。

【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