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侦察和判断敌情的方法，包括几大类型，一是通过对敌人言论行为的观察来判断敌人的作战企图，比如“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等等。用聪明的大脑，过滤蛛丝马迹，拨开层层迷雾，看清事情的本相，料定敌人要干什么，然后预作防范，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二是通过对鸟兽草木和尘埃土灰的观察，来判断敌人的行动意向，比如“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等等。敌人想有所动作，总会在不经意中透露一二，这时便可以从种种自然物候现象中分析其动态，未雨绸缪。三是通过对敌人举止动态、活动状况的观察，来判断敌人的虚实，看他休整是否充分，士气是否高涨，补给是否跟上，如“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等等。就这样，寻找敌人的弱点，把握有利战机，打蛇打七寸，一举置敌于死地。

这些“相敌”之法在战争史上曾多次得到印证。如公元前615年，秦国起兵攻打晋国，晋国委派中军主帅赵盾统率晋军主力抗击来犯的秦军。针对秦军远离后方、越境征战、难以持久的特点，晋军统帅部采取了“深垒固军”、待敌撤退而击之的方针，磨得秦军没脾气。无奈之下，秦军主帅做出了撤退的决定。为了掩饰这一意图，免得晋军趁火打劫、乱中取胜，秦军主帅派遣使者前往晋军大营预约双方第二天进行决战。这位使者在晋军诸多将领面前气焰嚣张，态度强硬，一副鱼死网破的劲头。然而，晋军一位副将从中察觉到其色厉内荏的实质，判断秦军已黔驴技穷，行将撤退，于是向赵盾提出建议：截断敌人的退路，一举加以歼灭。遗憾的是，赵盾瞻前顾后，没能采纳这个建议，秦国军队得以趁夜安全撤退，摆脱了被动危险的局面。这就是所谓“辞强而进驱者，退也”的典型例证。

公元621年爆发的虎牢之战也是一个例证。当时，窦建德的部队有十余万人，声势浩大。可他们沿着汜水东岸布阵列势，折腾整整一上午后，士兵饿着肚子，渴着嗓子，秩序混乱起来。细心的李世民观察到这些迹象后，派遣宇文士及率领三百名骑兵前去掠阵，试探敌人。他告诫宇文士及，倘若窦军进退有节，严整不动，就马上领兵返回本阵；如果对方阵势混乱松动，就引兵继续攻击，以扩大战果。结果窦军在这番冲击下，整个阵势迅速瓦解。李世民当即下达总攻命令，全军杀向窦建德军大营。窦军人仰马翻，溃不成军，虎牢之战以唐军大获全胜而告结束。唐军之所以取胜，重要原因是李世民善于“相敌”。这从实战的角度验证了孙子“相敌”原则的正确性：“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军扰者，将不重也”。

当然，在今天看来，孙子的“相敌”之法绝大部分早已过时，甚至流于直观和感性，根本不适用于现代高科技战争。有了侦察卫星，有了全球定位仪，有了先进的通讯监视手段，自然不必去看烟尘是什么样子，鸟儿与野兽在哪里出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相敌”之法具有其特殊意义，反映了孙子本人对作战规律的孜孜探求。同时，我们也该看到，孙子的“相敌”之法虽然直观粗浅，却包含着哲理价值。这就是，任何事物都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高明之人总能透过表象，去发现事物的本质属性，从而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洞察先机，建功立业。这种朴素辨证的思想方法永远不会过时。

（三）孙子的精兵强军思想。

春秋战国之际，战争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杀伤力越来越强。在这种形势之下，各诸侯国都迫切需要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扩军备战之潮一波高过一波。楚国在城濮之战时兵力当在千乘左右，可到春秋末年已是具有近万乘兵力的超级大国了。这种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军队规模，是当时军事形势演变的特点之一。

孙子比一般人高明，他当时就主张军队发展走精兵建设之路：“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这既是对争取战争胜利基本条件的论列，也是对军队建设根本原则的揭示。“兵非益多”堪称军队建设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众所周知，没有质量的军队人数再多，也无法发挥战斗力。海湾战争前夕，伊拉克号称拥有百万之众，可是其整体素质低下，加上武器装备落后，战法单调陈旧，短时间内便一溃千里。建设军队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既注重保持一定的规模，又注重提高质量，并把重点放在后者。如果军队数量过于庞大，就会给国家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不利于有效地进行教育训练，不利于改良武器装备（大量的人头费占用了军事技术所需投入的经费），也有碍于提高指挥的效能。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军队人数最多，可它与晋国、秦国交锋，老是处于下风。北宋时期大量冗兵冗将的存在，导致整支军队战斗力的严重削弱，北宋军队在和西夏、辽、金军队作战时吃尽败仗，都是明显的例证。由此可知，孙子的精兵理论的确击中了军队建设的关键，具有重大的军事学术价值，所以为后世兵家所普遍重视。战国时期，吴起主张“简募良材”，孙膑提倡“兵之胜，在于篡卒”，《尉缭子》鼓吹裁军强兵，这都是对孙子“精兵”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孙子的“兵非益多”思想，同时也是精兵决胜、多谋制敌作战指导原则的具体体现。孙子认为用兵打仗绝非是简单的兵力投入和使用，不像“一加一等于二”那么单纯，所以不能以兵力的多少来衡量和展望战争胜负的前景，关键要看作战指挥是不是高明卓越。

（四）“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原则。

作为执行武装斗争任务的特殊团体，要想确保军队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关键之一就是要搞好内部治理，即所谓“以治为胜”。要想治理好军队，使它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用得顺手，就必须有正确的指导原则，再配之以具体的方法和手段（比如严格军纪、信赏必罚、强化训练等等）。孙子对这个问题也有独到的看法，曾就如何治军经武提出过许多精辟的原则。其中的根本精神，就是刚柔相济，恩威并施：“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也就是说，文武两手都要硬，双管齐下，互补协调，共同作用于治理军队的实践。

所谓的“文”，指的是精神教育、物质奖励，是“胡萝卜”；所谓的“武”，是军纪军法、重刑严罚，是“大棒”。孙子指出，在军队管理上，如果一味讲求军纪军法，动不动砍人脑袋，必然导致将士思想不统一，精神不振，离心离德，极大地影响部队战斗力：“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但是，如果不严肃军纪军法，行“姑息之政”，也势必会导致将士斗志涣散，各行其是，整支军队如同一盘散沙：“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这同样不利于军队的行动，同样是军队建设上的灾难。所以，在孙子看来，只有做到教罚并用，宽严结合，方可“与众相得”，才能有效地控御全军，驱使广大官兵在沙场上视死如归，英勇杀敌，从而赢得战争。

————————————————————

（瑞士）A·H·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71页。

参见《左传·文公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