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典之书内容包括很广。以唐代论，正史中《旧唐书》的礼仪、职官、食货、刑法等志，以及《新唐书》的礼乐、选举、百官、兵等志，都可归入政典一类。这些门类之中记述和讨论的是朝廷中有关典章制度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凡是研究唐代文史的人都必然要接触到，学习唐诗的人自不能例外。

在这些领域内，唐人有一些重要的文献传世，如记职官建置的《唐六典》，述唐代刑律的《唐律疏议》，录唐代诏令的《唐大诏令集》，以及属于典志通史的杜佑《通典》等。读者如遇某一方面的专门问题，而新、旧《唐书》中的有关部分未能解决时，可以试在这些书中寻找答案。

“会要”这种体裁，是唐代的首创，《唐会要》一书，体例和内容都好，可称历代会要中的最佳之作。阅读和研究唐诗，应当充分加以利用。

此书前后经由数人编成。《郡斋读书后志》卷二《类书类》著录《唐会要》一百卷，“右皇朝王溥撰。初，唐苏冕叙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损益之制。大中七年（853），诏崔铉等撰次德宗以来事至宣宗大中六年，以续冕书，溥又采宣宗以后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961）正月奏御，史简礼备，太宗览而嘉之。”《新唐书·艺文志》子部类书类著录苏冕《会要》四十卷，又有《续会要》四十卷，则由杨绍复等九人撰，崔铉监修。王溥成书之时，宋朝立国仅两年，可见书中的史料很多出自唐人自撰，比较可靠。

《唐会要》全书原分十五类，今仅存五百一十四目，分叙唐代政教方面的一些问题，颇为详赅。不少类目，和文学直接有关，如“贡举”部分，记录了许多考试科目及重大事件，唐代诗人很多是由科举进身的，了解这一方面的情况，也就掌握了文坛的某种动态。

又如叙述翰林院、弘文馆、文学馆、崇文馆、集贤院、广文馆、秘书省等官署的一些文字，因任职于此者都是一些著名的文人，也就提供了不少有关诗人的动态。《唐会要》卷六五《秘书省》记“贞观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谓侍臣曰：‘朕因暇日，每与秘书监虞世南商量今古。朕一言之善，虞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尝戏作艳诗，世南进表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赐令继和，辄申狂简，而今之后，更有斯文，继之以死，请不奉诏旨。”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这一番对话，真实地记录了唐初君臣改变六朝艳体的思路，是唐代诗歌史上的一条重要史料。

《唐会要》是一部政典，只记录与政治有关者，有关诗歌的记载较少，而且散在全书，但细加检索，还是可以发现许多罕见的珍贵资料。如卷二七《行幸》内一则曰：“开成元年三月，幸龙首池，观内人赛雨，因赋《暮春喜雨》诗曰：‘风云喜际会，雷雨遂流滋。荐币虚陈礼，动天实精思。渐浸九夏节，复在三春时。霂垂朱阙，飘飖入绿墀。郊坰既霑足，黍稷有丰期。百辟同康乐，万方伫雍熙’。”又卷三五《书法》内一则曰：“开成三年，以谏议大夫柳公权为工部侍郎，依前翰林侍书学士。……文宗夏日与学士联句，上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公权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上吟久之，因令题于殿壁。”阅读这些记载，有助于了解文宗的诗才、文艺爱好以及欣赏水平。

王溥还编有《五代会要》三十卷，共分十五类二百七十五目，内容与《唐会要》类同。

政书一般只记制度的沿革，不著录具体的人事。今人严耕望撰《唐仆尚丞郎表》二十二卷，对尚书省中左右仆射、左右丞、六部尚书及侍郎的人员任免与迁转用表格的方式列出，用力甚勤。仆尚丞郎是中央官署中的重要职位，唐代诗人中曾任此职者颇多，检阅此书，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这些高级官僚的沉浮和时事政局的变化。